这几天江歌案沸沸腾腾，，占据了各大媒体的版面。
关于案件的真相还有太多的疑点，小编无意做过多的评论，只想回到这起案件的起点——一场源自分手暴力的悲剧。
01
来自分手暴力的一场悲剧
在案发之前，刘鑫和陈世峰就已经分手，但是陈世峰依然对刘鑫死缠烂打，以至于刘鑫不得不躲到江歌的住所。
据陈世峰的大学同学回忆，这已经不是陈世峰第一次因为分手而实施暴力行为了。陈世峰早前就曾经由于分手，而对前女友拳脚相向。
实际上，近几年来因为分手而发生的暴力屡见不鲜。
2013年，美国伊利诺伊大学博士次永飞枪杀了自己的前女友黄梦尘。
2014年，爱荷华州立大学女留学生邵童因为感情纠纷，被男友杀害并藏尸。
2015年，惠某因不愿意分手，而将来自于陕科大的前女友焦某用水果刀捅死。
我们常常以为暴力伤害来自陌生人之间，因此从小就被教育要提高对陌生人的防范。尤其对于女性而言，父母从小就会告诉她们：“不可以太晚回家！”、“不可以和陌生人说话！”等等。
但是由于熟人作案和家人作案具有更强的隐蔽性与便捷性，因此，在性骚扰与性伤害中，有80%发生在我们认识的人之间。而分手暴力就是熟人伤害中的一种典型表现。
陈世峰就是其中的一个，因为接受不了分手，而以解决问题，从而酿起了这场悲剧。
02
频发的暴力与持续的沉默
分手暴力频发，而女性通常是中的受害者。
根据2014年乐施会（Oxfam，国际发展及救援的非政府组织）发表的公告称：全世界70%的女性都可能遭遇身体暴力或性暴力，性别暴力超过癌症、疟疾、交通事故和战争，成为全球女性死亡的第一大原因。
而根据2017全球性别差异报告显示，中国在健康与生存方面的性别差异位列全球144位，其中一项评价指标表明，中国至少有15%的女性在一生中遭遇过性别暴力。
但是面对频频发生的性别暴力，很多女性却选择了沉默与隐忍。
刘鑫就是一个典型。在遭遇陈世峰屡禁不止的纠缠后，她本应该选择报警，或是求助于选择专业人士，但她却始终没有寻求最有效的求助方式。直到最终恐惧肆虐、恶魔来袭，她也只是一味地选择躲避。
站在旁人的角度来看，面临伤害与威胁时，选择报警是理所应当的选择。但是为什么深处性别暴力之中的女性却常常选择保持沉默呢？
有人说，是施暴者的威胁阻止了受害者选择报警，但是这背后其实还有一些更深层的原因。
1、家丑不外扬的心态
在中国人的观念中，感情纠纷、家庭矛盾都属于私事，诉诸于公权力解决这些问题，无异于宣扬自己的家庭丑事，有伤大雅。这样的一种定式思维，让受暴者常常不愿意选择报警，哪怕是求助于一些专业机构，比如妇联或反家暴组织等等。
在很多人的意识中，男女朋友之间的私事警察是不会管的，如果告诉了别人也相当于是让别人看自己的笑话，他们唯一能选择的就是一再地忍耐。
但其实陈世峰对刘鑫持续不断地威胁与纠缠，早已构成了性骚扰与性伤害，刘鑫完全有权利选择报警。
2、一个培养乖乖女的社会
女性从小受到的教育就是顺从、乖巧、隐忍。我们的文化不鼓励女性过于出挑，过于张扬自我。在这样的教育环境中，女性往往容易忽视自己的感受，选择屈从于他人，即使受了委屈也倾向于选择于吞咽忍耐。
像是《欢乐颂》中的关关，就是父母们一直以来的培养典范，乖巧懂事、不争不闹。这样的女性，父母好管、不用操太多的心，同时也利于男性进行权力控制，容易随意摆布女性的意志。
因此，我们的女性常常不习惯于表达自我，即使面对性别暴力，她们的第一选择通常也是沉默，而不是勇敢地发声。
3、法律的不完善
一方面有很多人的法律意识还很淡薄，不习惯于求助于法律，另一方面我们针对性别暴力的立法也相当不完善。
反对针对妇女的暴力行为的法律还不够完善，导致相关的举证制裁都困难重重。这种情况也使得警方在执法时常常推卸责任，把涉及到亲密关系之间的定义为家庭或情侣内部的私事，让施暴者与受暴者自己单独协商解决。
《中国妇女报》就曾经报道过一位女性在受到丈夫的家暴后，寻求派出所的帮助。但因为证据不够充分，派出所以家务事为理由，要求双方私自解决。
但是这种一开始的息事宁人，往往容易酿成更大的悲剧。
03
如何避免性别暴力
事件发生后，刘鑫受到了来自四面八方的谴责。她的行为是该受到指责，但是一味地口诛笔伐，甚至高举制裁人性的旗帜，又能在多大程度上解决问题呢？
要想避免重蹈覆辙，我们需要教会更多的女性学会保护自我，在亲密关系中识别潜在的危险，拒绝做沉默的羔羊。
同时要完善相关的立法，让公权力正视性别暴力方面的问题，让受害者拥有完善的求助渠道，得到及时的庇护。
此外，我们还需要反思长期以来对于男孩的教育方式。我们教会男孩坚强霸气，男儿有泪不轻弹的品质，却很少教他们如何处理情绪问题。情感方面的问题常常被视作女性的问题，因此很多男性不善于疏导自己的情绪，当压力无处释放之时，他们就容易剑走偏锋，甚至诉诸于暴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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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鑫事件还在继续，真相还未落幕，只愿正义早日回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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