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人的群，不论采取什么态度，不论创造了什么文化形态，其中居于首要位置的都是他对自己命运的关怀。还有比这个更重要的吗？没有了。一切学说不触及这个问题，都没有吸引力。
不同的文明史，都是对命运不断解答的历史。
从古到今，基本的命运意识演进只有三种。
第一种是神秘主义命运观。
古代一切传统精神的重要特征之一是用神秘主义解释一切，用神秘主义的态度对待自然和自身的命运，崇拜超自然力量及其在人世间的代表，相信鬼神、相信祖宗坟地的风水和生辰八字等对命运的影响。
这些都与相信万物有灵、灵魂不灭有关。无论这些东西是不是采取了宗教形式，都是神秘主义的世界观、命运观、价值观的表现形式，即以外在的超自然的“神格力量”解释人的命运。在古代,世界上多数民族把神秘主义的命运观宗教化、神化了，神秘主义的命运观在古代起支配作用。
宗教必然是带有神秘主义的东西，其命运观不可能不是神秘主义的。
但是不是采取了宗教形式，这种命运观的本质都一样。有些汉族人不信上帝，信也是半信，他信祖宗、信生辰八字、信命相、信风水，这也是神秘主义的命运观。
不论你是用生辰八字、风水、还是神灵、前世因缘来解释命运，都不是把命运寄托在自身力量上，都是认为一个外部的灵性在决定我们的命运。如要命好，就要那个外在的灵性高兴，就要千方百计讨好它。
尽管工业革命以来已经二百多年了，尽管我们已经生活在二十一世纪，但神秘主义命运观在现实生活中的影响仍然不同程度地存在，当然，这与社会生活的偶然性、难以把握性有一定关系。
神秘主义命运观在现代社会的理智作用下减弱了，但在潜意识、无意识深处仍影响着很多人。有些人看起来学了科学，但潜意识深处神秘主义的命运观仍在起作用。就连一些大学教授、领导干部等，在潜意识里、无意识里，或多或少都有一点神秘主义命运观的影子。
对那些不知道自己内在有个方向盘、驱动器，不知道凡物凡事有规律可寻的人来说，不改变有形无形的的命运观，就很难永续地改变自己的命运。
如果一个民族所信仰的宗教没有世俗化，它受神秘主义命运观支配的程度就会高一点，他从身边事物里探求规律、把握规律、从而把握命运的这种冲动和进取力量就可能会弱一点，这种差异就会导致民族发展的差距。
你不一定信仰上帝，但只要你相信有一种神秘的外在人格力量在支配你的命运的时候，你探索自己和其它事物内在规律的欲望就受到无形的抑制。只有彻底放弃神秘主义的命运观，探求规律的动力才会最大化。
第二种是理性主义的命运观。
它的核心是认为宇宙万物都是有规律、有窍门、有奥秘的，谁把那个奥秘发现了，把窍门掌握了，谁就能把握命运。
理性主义的命运观最早较普遍地起自犹太人，后来在意大利半岛、欧洲一些国家生长、发展开来，一直蔓延到全世界。
这些与人的天赋无关，主要是生活方式的普遍市场化孕育的普遍心智特征。
较早市场化的古雅典人、犹太人先后找到了他们认为的认识上帝的路径，他们较早注意到万事万物中隐藏的奥秘，注意到干什么都有规律，把规律找到了，就能更好把握命运。
这种观念事实上把掌握命运的方法转到了探索规律、发展科学知识上。比如棉花怎么生长？水稻怎么生长？经商怎么赚钱？一切都是有奥秘的，事物的奥秘就是上帝的奥秘，科学探索可以通向上帝造物的奥秘。如果把这些奥秘一定层次上搞清楚了，上帝的奥秘就搞清楚了。
这导致了他们对自然奥秘、商业奥秘、社会奥秘等等的主动的大规模的疯狂探索，发展出了科学理性、市场理性、法制理性精神和社会。
理性精神的本质是把命运寄托在自己对知识的掌握和运用上，与之相联系的是一套新的知识观、时间观、效率观、财富观、劳动观。
犹太人中出大科学家、大商人和工程技术专家比较多，与这个民族的理性探索精神强大紧密相关。这种通过对外部客观事物内部隐藏奥秘的探索、把握、运用，从而把握命运的价值观，是与工商业文明的壮大一起壮大起来的。
不是说古代社会没有理性主义的命运探索，有的；也不是说，非工业民族缺乏理性，有的；但不同的生产生活方式下，科学理性、市场理性、法制理性的强度，探索规律以把握命运的强度存在很大的不同。
当深厚的市场经济沃土经过数百年的千锤百炼，塑造出了与神秘主义世界观、命运观、价值观相对应的理性主义世界观、命运观、价值观，现代文化的核心就诞生了。
现代社会人们的理性能力都在发展，但理性程度不同，发展的结果就会不同。
观察现实生活可以看到，有些人做事不讲科学，把事情搞坏了，不怪自己认识不对、方法不对，却怪别人，怪环境不好，怪运气不好，去找阴阳先生、算命先生。
有些人则不同，身体不好就会去找医生一起研究，做事不顺利、不成功会研究其中的客观根源、寻求规律性的把握。
2005年我回出生地，与堂兄交流，他说他近两年走霉运了，牛病、人也得病，吃药、打针不顶用，找阴阳先生来看，说厨房方位不对，花钱改了方位，牛还是死了，人的身体也不见好。我说我也懂风水，让他带我看看，一看就明白了。他新盖了水泥房、水泥的牛圈，设计有问题，不通风、不透光，而且把自来水管放到牛圈的上位地，整天渗水，圈里太潮了，牛当然得病。
我告诉他后，他一下明白了。人生病也是房屋设计和生活习惯有问题。
当人们不相信自己的理性能力，而相信求神拜佛的时候，他怎么也想像不出有那么多人观察哈雷慧星干啥。这种命运观的区别并非都是意识的、自觉的，绝大多数是无意识、潜意识、类本能的，每每影响着人们的命运。
当一个民族还普遍相信外在的神秘超自然力量左右着自己的命运、对探索自然和社会的奥秘无动于衷或不甚强烈的时候，他们又怎么能够创造出一个真正的现代的自己、现代的科技、现代的生活呢？
相反，当一个民族普遍认为探索、发现、把握和运用自然和社会的奥秘，就能改造环境、把握命运，他们怎能不创造出大科学、大商业、大工业？怎能不创造出契约社会、法治社会？怎能不创造出区别于传统文化的现代新型文化呢？
不错，犹太民族信奉上帝，但当他们的理性精神从漫长的市场生活土壤中生长出来以后，第一个冲击的恰恰是他们的“上帝观”。他们像要求“有限政府”一样，在观念上把“全能上帝”变成了“有限上帝”。他们把上帝的奥秘、自然和社会的奥秘和人生的奥秘看作一致的了。
很多人谈西方的文艺复兴、运动、启蒙运动等，都不讲“上帝观”的改变才是西方现代性破土而出的第一声春雷。是犹太人更早“创造”了上帝，但是，最早最深刻地造成上帝在人们心中动摇的恰恰是一大批犹太科学家，对上帝进行最彻底批判的恰恰是一批犹太思想家。
神秘主义一旦在人们的心中淡去，认为依靠人自己的理性能力可以把握自己的命运，一旦这种意识在人们心的深处普遍扎根，现代性、现代文化的精髓就诞生了。这是人类文明史的一次最伟大最深刻的转型，其巨大意义可以与人类从原始社会迈入文明社会相比。
第三种命运观的核心命题是性格决定命运、学习改变性格。
如果说理性主义命运观侧重于认识和改造外部世界，那么性格决定命运，最伟大的地方在于从自身内部去寻找命运的根源。性格主义命运观，强调认识自己，通过改善自己来把握命运。
从匍匐于外部超自然的神格力量，到运用科学理性探索和改造外部世界，到探索和改善自身，这是巨大的进步。
过去有句话，叫江山易改、本性难移，这个观念要更新。科学研究揭示，人的性格终身都在进化。如果说性格决定命运，那么，学习改变性格，学习改变命运。
认识到命运之秘就在自己身体内，而且命运可以改，改的根本方法是学习，表明人越来越自信，越来越靠自己了，越来越伟大了。
我们的性格是可以改变的，是可以再造的，可以进化的，通过学习，人格是可以终身提高的。
有人五十岁就认为自己老了，该停滞甚至衰退了，荒唐啊。应该是五十岁的人格进化程度高于四十岁，六十岁的人格进化程度高于五十岁，七十岁的人格进化程度高于六十岁，人格一直可以进化，当然人的一些生理机能到一定年龄后会渐渐衰退，但人格可以是成长性的，一直在长高的。就是老年人的生理机能也是会在学习中延缓老化的。
人一旦建立了这种先进科学的命运观，生活就会焕然一新。
由这个命运观衍生出一个学习决定命运。
从古到今，基本的命运观就这么几种，的，理性主义的，人格主义的，人越来越明了，越来越接近事物的真相，越来越强大。人格主义命运观强调学习是把握命运的根本路径。
这里讲的学习是广义的，是导致人格丰富发展的一切主动行为。一个人是这样，一个民族也是这样。现代民族一定要告诫全体人民学习决定命运。
一切对人格的丰富发展起促进作用的就是学习，对人格的丰富发展不起作用甚至起束缚或阻碍作用就不是学习。有些表面似学习的行为，实质不是学习，有些过去不纳入学习范畴的行为，如果对人格有丰富发展提升作用，就是学习。读书可能是学习，也可能不是学习，学习不等于读书。一切吸收、丰富、提升自我人格和能力的方式方法和过程都是学习。
当前各民族最重要的学习是使自己成为现代民族，当然要继承，但也要扬弃，必须要有新的吸纳、添加和创新。哪个民族在这点上做得更好，哪个民族就更聪明地把握着自己的命运。
曾经有个理发的人，他对我说现在这个世界太不公平了，我问他怎么不公平，他说不清楚。我说假设你有一种本事，没有机会去施展，生活的地位也不能提高，那对你就是不公平，你有什么提高社会地位的本领没有？给个经理位置，你能当下来吗？他说，唉，我只会理发。我说你把理发挣的钱用来参加个适合你的学习班，再学习一项技术含量和收入高点的技能，两年就可以改变命运。
过了几个月，我去理发又见到他，他说他学会打字了，有个单位雇他打字。我说你心里最想干啥，他说上中学时爱写作，最想当记者，我说你边打字边自学，参加新闻专业的自学考试，拿到文凭后，参加媒体的招聘，过几年你就能当记者了，后来他果然又拿到了新闻专业的自考文凭，命运就这样一步步改变。
人最伟大的资本是自己，大脑是无穷无尽的资本力量，认识和运用自己这个伟大资本的力量，就能把握命运。
当你的能力太大众化、过剩的时候，是别人、社会选择你，你就难以把握自己的命运。
当你学习的东西变成无价之宝，当你的能力成为一种高级的稀缺的社会资源时，你就能驾驭自己的命运了。
（完）
文章摘自：《思考社会》 吴华敏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