摄于家｜2011年1月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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勺子是取出眼球最合适的工具——「眼睛像挂在枝头的苹果，风一吹就会落下来」。一个人用左手抵住某人肩膀，右手执勺（省略一些字）眼球垂在眼睑外并不会马上脱落，拽断掉在地上还会弹两下，干净利落。但是，这个行凶的人是出于什么目的？那个人的惨叫声听起来是什么样子？制造这一处苦痛的用意何在？
如果说某些苦难是「政失」的缘故，那些陈述总可把我们的情感，或者说怒火转移到某些不亲自动手的凶手身上。但当一个令苦难的量增加的事件在施暴人、受害人之间被描述，剩下的恐怕只有对人性的沉默——我们都了解这个时候单纯指责这个人是无力的。面对俄土战争中的暴行，陀思妥耶夫斯基在《卡拉马佐夫兄弟》中评论到：人们有时候说到人身上残忍的「兽性」，这种说法对动物极其不公平而且粗暴。有的读者口味重，喜欢看一些血腥的东西，但展示内脏与残忍分明是两件不同的事情。若喜欢带血的器官，那么大可去玩《沙耶之歌》或去看《红龙》，可那里面却只能读出「爱」，残忍又在何处？
有一个故事：一个处于性狂躁状态中的捕鸟人将恶臭的颜料涂在素色的鸟儿身上，再将其放归鸟群，同群的鸟儿被这只鸟的恶臭与鲜艳的颜色所迷惑，这只被涂污的鸟却仍然拼命要加入它们的行列，结果它们向这只鸟发起进攻，将它活活啄死。谴责的人毫无意义：一个人当自己是Ａ，而对方是Ｂ时，与加害就已经不需要任何的理由。天使有时上班，恶魔却如影随形。
而当两个Ａ怀着共同的心意去办同一件血腥的事情，我们读到的却是同心之美；内脏只是表达的工具。但真正的残忍却不然，它清楚地显示Ａ如何剥夺Ｂ的生存权。所以不要轻信二战故事所描述的善良——当一个犹太人掉出开往奥斯维辛的火车，他的命运只能是被麻木愚昧的村民折磨致死。《被涂污的鸟》的作者科辛斯基用冷静得近乎残酷的第一人称描述了二战期间欧洲的颟顸、堕落以及人类所发明的一切创造苦痛的方式。
摄于黑龙江省牡丹江市横道河子镇｜2017年8月2日
可是反思不能止于见血而悲。王尔德有一句格言：只要战争被视为邪恶，它就总有一种魅力。永远不能因为偷懒而不去想这个问题：如果欲深深扎根于人性，就意味着此时此刻，一定有这样一批人潜伏在人群中。他们默不作声，我们却不能假装他们不存在。目睹并幸存过那些凌辱、酷刑、性暴力之后，不少幸存者选择不生育子女，毕竟怎么可能再让他们继续相信这个世界是善的？当科辛斯基步许多幸存者后尘而时，他是不是感到了这世界的黑暗毫无变化？
所以一定有必要问这样一个问题：剜人眼珠究竟有多大的快感？它和现代的、弗朗西斯·福山称之为「获得认可」的那种快感究竟有无不同？人类表面的进步是否已经将这种施暴的可能性完全消除？也许今天苦难的量已经降到最低，也许今天人人富有同理心，但是，如果古人时的快感与今人获得成就的快感感受相同，就意味着人的硬件根本没有进化，改变的只是文化表层。而如果今人获得成就的快感是古人体会不到的，比古人的血腥审美高妙，那就意味着人发生了质的进化，文化随之显示出仁慈的面貌。
答案极可能是前者，至于原因只要看看七十年前发生的一切即可知晓：只过了七十年！七十年的时间，根本不可能在生物进化的意义上祛除施暴的种子。这就是为什么一个人为什么不能假装那些黑暗的种子不存在，安然生活在一派祥和的世界中，而对过去的苦难不闻不问。牢记苦难，不是因为它们已经远去，而正是因为它们尚未远去。
最后，人性又有什么药方？本号没有那么强大的功能。
2018.3.19
《被涂污的鸟》
泽西·科辛斯基著，莫雅平译
安徽文艺出版社，19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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