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宏杰:胡林翼与曾国藩,官场权术的两种玩法



海菲茨清人绘《胡林翼像》



咸丰五年三月,就在胡林翼竭尽全力在湖北战场上指挥战士厮杀的时候,一个意外的消息传来:原湖北巡抚因为城破,朝廷任命胡林翼当了湖北巡抚。


胡林翼非常振奋。天京内讧之后,太平军军心大乱。胡林翼抓住机会,,终于拿下武汉。接着,湘军乘胜逐北,水陆并进,数日内风卷残云般地收复了湖北全境。


胡林翼终于可以真正地履行他的巡抚职责了。他打算“放手大干”一场。但是在放手大干之前,他还面临着一个障碍,那就是湖广总督官文。


胡林翼在权力面前从来不会谦退。,便把令来行,一定要把权力用足用全,包揽湖北全权,对湖北进行全面治理整顿。但是,要包揽全权,他首先要搞定官文。


咸丰五年四月,即胡林翼署理湖北巡抚才一个多月,朝廷即将当时任荆州将军的官文擢升为湖广总督,其用意显然是以旗人亲信来监视和牵制胡林翼。


对于官文这个人,胡林翼早有了解。早在咸丰二年(1852年)夏,胡林翼就曾在与湖南巡抚张亮基的信中这样谈到出身内务府的旗人:


揆帅(指官文)左右无一正人,无一谋士,其忌刻倾险,尽是内务府气习,此诚不可与争权……不如姑示韬晦,待其自败。以败事计之,当在此时矣。


官文身边,被小人包围。官文集团的作风,是妒贤嫉能,溜须使坏,典型的内务府习气。这样的人,还是敬而远之,等他们自己出问题的好。


可见那时胡林翼张亮基等正派官员对官文是何等的反感。官文手下的官员,也多是无耻之辈。这些人心中根本没有国家,“无一事不思夺民,衙门丁胥差役,无一人不思朘民。


所以两人刚刚上任时,关系非常紧张,虽然那时在战争状态下,他们两个人一个管江南,一个管江北,职权尚没有交叉,部下就已经彼此敌视,势如水火。“将吏各有所统,颇构同异”,“文武各有所主,议论颇不相下,遂成水火之势。”“僚吏意向显分彼此,抵牾益甚”。关系最紧张时,官文主动登门拜访胡林翼,胡林翼拒而不见。


但是,现在湖北已定,想要从容展布,就要先解开这个朝廷戴在自己头上的紧篐咒。


一个是正人君子,一个是奸邪小人,胡林翼似乎只有两个选择:一个是把官文赶走,另一个是与他斗争。


可是这两个办法都不行。斗争会造成内耗,让官文的下属抵制自己,自己的政令在湖北行不动。赶走,朝廷还会再换一个旗人过来。以汉人任湖北巡抚,以旗人为湖广总督,这是朝廷既定的政策,而官文这个人,在旗人官僚中还不算是最坏的。曾国藩说过:“官秀峰城府甚深,与人相交不诚,然止容身保位,尚无险陂。”虽然自私自利,城府很深,但毕竟他胸无大志,只图安享尊荣,比较好摆弄。赶走这一个,可能来一个更坏的。


所以胡林翼一个脑筋急转弯,决心笼络、操纵和利用官文,让他成为自己的牵线木偶。


于是咸丰六年(1856年)岁末拿下武汉后,二人的关系突然有了大家意想不到的转机。


《湘军记》这样记述:


(胡林翼)既渡江,见总督,下令僚属曰:“督抚相见,前事冰释,敢再言北岸将吏(指官文所统官吏)长短者,,官文闻之,大为高兴。胡林翼又以盐厘三千金充总督公费。两人约为兄弟。


也就是说,胡林翼公开对自己的下属说,以前我和官文有矛盾,现在总督和巡抚已经见了面,关系正常了。如果谁再敢在我面前说总督属下官员的坏话,我就要治罪。官文听了,非常高兴。胡林翼又送给官文每年三千两的盐务陋规,两个人遂结为兄弟。


徐宗亮则说,胡林翼为了与官文交好,还采取了夫人路线。官文的家事,都是由其小妾和家丁管理,所以胡林翼千方百计讨好官文的小妾,让自己的母亲认官文的小妾为义女,“家人往来如骨肉焉。


胡林翼凡有功劳,皆推让于官文。比如武汉克复过程中的大小战役,官文指挥的江北官兵基本没出什么力,但是胡林翼上报时,皆推官文之功于前。官文出身内务府,骄奢成性,挥霍无度。胡林翼知道官文“用财欲泰,乃以荆州道竹木税一项,专归督院。文恭得此,亦感文忠之厚云。”把原本归自己支配的荆州道竹木税盈余划给官文。官文既得到了大量钱财,又满足了虚荣心,也就不得不被胡林翼“左右之”。


如此一来,“督抚若为一体”,“团结如一人”,而胡氏“不啻为总督”“遂以得行其志”,有野史记载,两人一旦有什么矛盾,胡林翼就请官文的小妾,也就是他的“义妹”从中沟通。“文忠欲有所施设虑官为难者,则先通殷勤于其妾,妾乃日夜聒于文恭之前曰:‘你懂得甚么,你的才具识见安能比我们胡大哥?不如依胡大哥恁么做便怎么做罢。’官辄唯唯奉命惟谨。”这个记载虽不尽可信,但颇为传神。从此“军政吏治,皆林翼主稿,官文画行。有言巡抚权重者,一无所听”。特别是胡林翼因自己的汉人身份,有些话对咸丰不好直说,都可以找官文为他代言。“引嫌不能言者,亦竟劝文恭(官文谥号)独言之,讦谟所定,志行计从”。


胡林翼此举,被证明是极为明智的。在官胡两人分任督抚之前,督抚不和,相互掣肘,势成水火,必置对方死地而后快,是湖北官场的痼疾。从咸丰元年起,几年之间,官湖北者犹如走马灯一样轮换不停,湖北巡抚换了八个人,湖广总督换了六个人。而且这些人的下场,大多很惨:


咸丰元年任总督的程矞采,因防御太平军不利于二年被革职。继任者徐广缙只干了三个月,也因防剿不利被革职拿问。张亮基干了十个月,因半壁山之败被降调为山东巡抚。吴文镕则干了四个月后因被巡抚崇纶所逼在黄州兵败。台涌当了两个月,被革职。杨霈做了五个月被革职。


巡抚下场更惨。常大淳于咸丰二年就任,同年十月在太平军攻武昌时投井自尽。崇纶逼死吴文镕,自己也没落好下场,后来在朝廷逮问时服毒。青麐干了五个月,被于军前处斩。陶恩培做了六个月,最后也是在武昌投水自尽。


就是说,在胡林翼当巡抚前,连续四任,没一个活得了的。由此我们可以看出胡林翼通过笼络官文稳住湖北政坛的重要性。官胡并立,是湖北政坛上最为稳定的时期,后人论之,以为“湖北富强基于此”。



和曾国藩不同的是,胡林翼是一个把“道”和“术”紧密结合起来的一个人,他的权术和手腕通过笼络官文一事体现得淋漓尽致。


胡林翼中年以后,进德极猛。一言一行,都不乏道学之征。他不爱财,“从政以来,未尝以一文寄家”,“位至巡抚,将兵十年,于家无尺寸之积。


他以身许国,公忠为他人所不能及。他“系心朝廷,常至感念流涕”。他说,“吾辈以身许国,即难进退任情”,“如女子结缡,从一而终”。


他为政操劳,不顾惜身体,年不足五十,由于“积年戎帐”,已经如“八九十人”,为国家为君主,确实做到了鞠躬尽瘁,死而后已。


他在官场倡导所谓“着诚去伪”。曾国藩说,“润帅之整饬吏治,全在‘破除情面,著诚去伪’八字”。


但另一方面,胡林翼也从来没有放弃对“术”的运用。有人说,“胡文忠为人最有血诚,然亦善用权术”。


,、李续宜兄弟,“以昆弟待之”。书信往来之际,每每戏称续宾“圣人”,称续宜“亚圣”,对二人的关照无微不至。


李氏兄弟在前方带兵,他们的父母年事已高,二人常“以不能归省为憾”,胡林翼就专门派人将他们的父母接到自己的署中,如同儿子孝养自己的亲生父母一样赡养他们,公务虽然繁忙,却每天早晚都去问安:“为迎养其父母,晨昏定省,如事父母。日发书致二李,二李皆感激,愿尽死力”。


这种过份的笼络甚至引起李氏兄弟的怀疑。李续宾有一次问曾国藩,胡林翼对他们兄弟这样好,是否出于权术?


昔李勇毅公(指李续宜)尝告曾公曰:“胡公待人多血性,然亦不能无权术。”公答之曰:“胡公非无权术,而待吾子昆季则纯出至诚。”勇毅笑应曰:“然,虽非至诚,吾犹将为尽力以灭此贼也。”是时将帅同心如此,故卒有成功云。


曾国藩不好点破,只好说胡氏若待别人,权术或有之,但对你们兄弟是纯粹出于真心,绝非权术。李续宜则以“然虽非至诚,吾犹将为尽力以灭此贼也”的话来“笑应”,可见他对胡林翼以权术驾驭他是心知肚明的。


曾国藩在这点上与胡林翼不同。曾国藩对待外部人,也就是政敌或君长,或有用权术之处。比如他对王有龄之见死不救,对朝廷隐瞒李秀成供状的部分内容,显然都是权术。但是对自己的下属,他有一个原则,就是“不贵权术”。首先是他自觉天性拙直,不擅长此道。他说:


吾自信亦笃实人,只为阅历世途,饱更事变,略参些机权作用,把自家学坏了。实则作用万不如人,徒惹人笑,教人怀憾,何益之有? 


就是说,我原本是一个老实人,没什么太多的心机。但是以前因为在官场上混,也学了些权术,结果把自己的心术学坏了,权术用得还不如别人好,往往会让人看出来,只让人笑话,有损无益。


其次,曾国藩的人生哲学是“拙诚”。他认为“天下之至诚,可以胜天下之至伪。天下之至拙,可以胜天下之至巧。”拙诚效率可能一时不高,但是持久没有后患。自己集团内部的人,是需要终生相处的,你用权术,早晚会被看得出来,有副作用。“若钩心斗角,相迎相距,则报复无已时耳。”如果大家都钩心斗角,进入恶性循环,那事情只能会越来越坏,对谁都不好。所以他说“驭将之道,最贵推诚,不贵权术”,要对同事、下属推心置腹。


曾国藩以“拙诚”为本,追求的无后患,而胡林翼以“权术”为用,注重的是高效率。胡林翼是以“济世补天”为志的人物。为了达到补天的目的,他机关算尽,手段用绝,需要用霸术的时候毫不犹豫。他曾经说过:“兼弱攻昧,取乱侮亡,言道学者疑之,而英君贤相之方略,实不外此……帝王驭世之微权,必取强桀之人,预为驾驭,为我用而不为人用。”也就是说,强者生存,强者吞并压服弱者,这是天下不易之规律,那些所谓的圣君贤相,其实所作所为,就是以强欺弱,以大欺小。所以,一个人,一个国家,必须“自强”,这样不但可以避免为人所兼、所侮,而且还能够取、侮他人,达到成功。所以,做人谋事,要主动,要占据“为我用而不为人用”的先机。


胡林翼的王道霸道兼用,效率当然要高于曾国藩。但是任何权术都不可能不留下痕迹,因此也容易获“德薄”之讥。左宗棠称胡林翼“喜任术,善牢笼”。赵烈文在和曾国藩谈起三国人物时也说:“胡咏芝颇得古人家数。”哪些古人呢?显然是曹操孙权之流。曾国藩后来也曾以胡林翼为例告诫李鸿章不要常用权术:“闻渠(指刘铭传)于阁下不满处在‘权术’二字,昔年希庵(李续宜)不满于胡文忠,亦在此二字。


但曾国藩对于胡林翼用权术颇能理解,曾国藩说,胡林翼的权术不同于平常官僚,因为驱动他权术的动力,是救天下的诚心:“唯诚之至,可救欺诈之穷”。他认为理学所讲的“诚笃”与世俗所需的“权术”,在胡林翼身上,通过“经世之志”有机地结合了起来。他说胡林翼虽“可入霸术一路”,但因为“进德”,所以由“霸术”一路转入救民济世的圣贤一路。所以,胡林翼的霸术与曹操高下不同,结果也不同,仍不失为圣贤。这与胡林翼自己的权术的理解是一样的。胡氏的名言之一是“用霹雳手段,显菩萨心肠。


同时,“术”与“术”不同。“术”不仅是欺诈、手腕、虚饰,有的时候,“术”更可以称为技巧,让“道”浸润人心的过程更为顺畅。胡林翼的“术”中,就包括他高超的沟通技巧。


在与下属的交流中,胡林翼特别善于以“化公为私”的方式来调动下属的工作积极性。史载他“以州县悬隔,遇事则手札谘问,务达其情。尝言:‘公文同而手札专,吏有不敢轻视之心;公文严而手札亲,吏有不忍漠视之心。”也就是说,胡林翼喜欢用手札的方式与部下交流,因为公文内容同一,而手札则专寄一人,部下不敢轻视。公文语气冷漠,而手札内容亲切,部下更会重视。


咸丰七年(1857年),胡林翼给在宜昌地方上任职的一个姓牟的僚属写了这样一封私函:


闻廉吏之风久矣,勤苦之至,感念何深!阁下盖以伯夷之节为士行之勤者,弟尚拟特荐而未发。前此乃军务例章,不足以尽公之美也。昔年有饷无兵,近年有兵无饷,下游积欠百余万矣,有岌岌不可终日之势。乞饷之书与申包胥七日七夜不绝声相似,而怜我之人,殊不可得。秦哀无衣亦不再唱矣。本省饷项,以盐课为大宗。然蚁慕膻行,鱼多漏网。办理不得其人,立见减缩。楚中良吏,弟以阁下为第一人。宜昌之事,必借长才;大局攸关,维持匪易。阁下即多劳,而又乌能已乎?弟志在东征,百折不回,但望夏秋之间,九江不溃,事必可为。从此勾当公事,不仅保楚,兼以保吴。弟又非能保楚、保吴也,有都与杨与李以为将,弟等只须谋饷以助之耳。尚乞念鄙人至愚至拙之苦衷,与申甫、麟洲妥为经理,以济时艰为幸。


信的内容上都是谈公务,但胡氏却是以私人信札形式传达,且谦而以“弟”自称,尊称对方“阁下”,并极力称赞对方,表达自己的倚重之心及荐拔之意。他开诚布公地力陈饷事的艰难,激励对方竭力经营,以济时艰。通篇没有督责之词,没有长上之态,恳切真挚,娓娓道来。当然,这本身不免包含“权术”成分,但这种“权术”,却是以德意为基础的手段。曾国藩因此说:“胡公近著,批牍感人最深,尺牍次之,奏疏又次之。


本文原标题:《胡林翼的“道术”与“权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