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永陵(下册)新宾人都应该了解一下!

        省牲所：是陵园附属建筑，位于西红门外一独立跨院，跨院南北长21丈，东西宽11丈1尺。南墙高6尺5寸，西墙和北墙高5尺，西墙为陵园红墙，前墙距陵宫前墙回缩6丈6尺。内有“省牲厅”、“果楼”，正门为“垂花门”，墙外有“冰窖”、“收拾牛羊院”等建筑。垂花门又称“垂化门”，为省牲所正门。

        省牲厅：是屠宰牛羊及家禽等鲜活祭品之处，位居庭院正中，硬山式青砖布瓦式建筑，共五间，西次间开门，是典型的“口袋房”，内设炉灶、水池及煮牛羊的大铁锅四口以及其他许多陈设和器具。

☝ 清永陵省牲所（摄影：陈赫）

        垂花门：又称“垂化门”，是省牲所正门。门式为歇山式门顶，顶铺黄红色琉璃瓦件，门为前后两重：外为对开门扇，里为影壁式门，此门最大特色是梁架四角各向下倒垂一只满雕花纹的“垂莲柱”，显得富贵豪华，是清代建筑装饰性强、等级较高的门式。不过，由此产生一个疑问，省牲所实际是一处“牛羊屠宰场”，其门却为何如此高档？这确实有点令人费解。可能这里因为乾隆皇帝祭祀永陵要走省牲所，从此门再进入西红门。打破常规，将其升格修成高级宫门。

☝ 清永陵垂化门（摄影：陈赫）

        果楼：房屋建筑亦为硬山式青砖布瓦房三间，明间开门，内有火炕炉灶，外有烟囱，门窗梁柱不饰不绘。果楼制作的果品很多，其中有“乌它”、“两样胡布”，“三样乌它”、“梨面糕”、“英萼面糕”、“酸奶饼”等。“乌它”即奶油糕，有红、白二品，还有“奶乌它”、“水乌它”之别。祭祀用酒可能先由酒匠房酿造，果房再采取黄绢过滤等加工办法后方可供献。

☝ 清永陵果楼（摄影：陈赫）

        冰窖：位于省牲所西墙外，是贮藏祭祀用冰的冰库，规模为三间。具体形制已不为人知。据《清宫述闻》对北京紫禁城冰窖的记载：窖身如同半地下室，地面满铺大块条石，一角留有泄水孔，直通暗沟，四壁亦用条石砌成，地面以上用砖砌成拱形券顶，墙体很厚，有五六尺，以隔热，防止冰块融化。无窗，只在山墙两端各开一门洞，有石阶通至窖底。永陵冰窖可能与此大同小异。冰窖之冰出自苏子河，每年严寒季节凿冰入窖，七月十五中元大祭取冰应用。民国初年因”久已不用，仅存遗址。今其遗迹已荡然无存。

        下马碑：皇陵禁地的标志。凡经临此地除皇帝、皇后外，所有人包括亲王都要下马下车步行，不许逾越雷池一步，否则要按“大不敬”论处。永陵原有下马碑四座：两座在正红门前内雨道两端（即陵园红墙东南、西北两角之外）；两座在正红门以南明堂尽处（距离正红门以南约800米），两碑一东一西相向而立，距离120米。碑为青砂石，方型基座，上下两层，下层长宽各为2.58米，座全高0.82米；碑身为长方形，顶部两角呈云形圆角，碑身高3.95米，宽1.06米，厚0.43米，上下首开光处各阳刻一如意纹，中间自右向左用汉满蒙藏回五种文体阴刻碑文，俱竖书，汉字为：“诸王以下官员人等至此下马”，碑阳碑阴文字相同。字迹端庄，镌工精细。碑身下部四角各有云形“戗角石”一块，以加固碑身。两碑同为一式。

        这两座石碑为乾隆四十九年五月改换，此前这里只是木牌。乾隆四十八年九月弘历皇帝前来祭陵，九月十一日弘历在夏园行宫召见军机大臣，命将永陵、福陵、昭陵所有木下马牌一律改成石碑，碑文用”清、汉、蒙、西番、回子“五种，“以昭我国家一统、同文之盛”。这两座下马碑自安设以来，因自然灾害几次受到重创。如嘉庆十五年（1810）六月苏子河水灾，将东侧下马碑冲倒，西侧下马碑基座被水严重冲刷，基石根部陷落，碑身随时有倒落之险。再次是民国初年东侧下马碑再次坍塌，并出现断裂。进入民国，下马制度和大清王朝一起废止。

☝ 清永陵下马碑（摄影：于善浦）

☝ 1905年，清永陵下马碑

☝ 清永陵神道前的公路和新修的牌坊

        鹿角：陵园以南及东西两侧设有一道用鹿角围成的半圆形保护墙，名曰“鹿角墙”。这道围墙是禁地的重要标志，任何人不得随便逾越。所谓“鹿角”又称“栅木”、“拒马木”、“挡众木”、“挡卫鹿角木”等不同名字。其式样一般有两种，一种有板片，一种无板片。无板片鹿角，其正中有根主干木，称为“规木”（又称“腰挺”），规木上钉以圆木，与规木交叉成“十”字形腿（俗称“燕翅”）。如《大清会典图》记载：

        “规木横长八尺，径四寸，用斜木八，（各）长五尺五寸，径一寸五分，皆贯横木。当斜之半相交成十字形，首末相属，涂以黄油。”

        这里所举的例子是汉军使用的“绿营鹿角”，皇陵所用比之可能规格要大，颜色是红色。不过基本式样等同。鹿角的名字和使用出自仿生。据说，鹿群在睡眠时，以角朝外，围成一个“鹿角圈”，以保护身体免受外界伤害。清永陵鹿角定额为一千九百八十二架，其中原设一千四百四十八架，乾隆十二年增添三百四十架。
        其排列形式《永陵图》有详细标绘：排列起点自陵宫东北向的“东台沟”镶白旗堆房附近开始，一直向南排列，至外甬道的镶黄旗堆房附近再折向西，从东、西两下马碑之外而过，再折向北，至省牲所附近的内甬道下马碑止，这是第一段；第二段从西下马碑附近鹿角拐角处直接向西排列，从西堡以北而过，至龙头之下，再转南绕过龙头向北，至镶红旗堆房附近与红桩衔接。总长约十二里。有“东、西鹿角口”、“内鹿角”、“外鹿角”、“鹿角宫”等名目。东、西鹿角口在内甬道两端，是出入陵宫行走之孔道，有陵兵守护；内鹿角指的是陵宫前面围绕明堂鹿角而言；外鹿角指内鹿角外，距陵宫较远者而言；鹿角宫指鹿角尽头处。鹿角是陵宫重要防护设施，如有损坏报盛京工部按照额定之数补造。

        界桩与界牌：同其他皇陵一样，清永陵也设有红、白、青三色界作为禁区标志和安全防守设施。清永陵保护范围从顺治十三年（1656年）始设，雍正元年（1723年）在红墙外设红桩（一说是康熙年间），原设红桩二十四根，乾隆四十三年（1778年）增添红桩三十六根，并且在红桩外加设白桩和青桩。自此，形成三色界桩护陵的新格局。界桩设置之后又有所增加，如道光十九年十二月，盛京将军提出，清永陵青桩于九十里之间仅设青桩三十六根，每柱相距二三里之遥，“实系地阔桩稀”不利防守，请再增青桩六十四，合原数为百，这样不满一里便有一桩。此议获准。

        清永陵三色桩的分布与其他皇陵有别。清永陵的红桩有六十四根设在启运山后，东起厢白旗管界，西至厢红旗管界，与鹿角接壤，沿启运山北、西北形成半个包围圈。并非如通常所谓的“距陵一里”平均分布；红桩之外二十丈为白桩六十四根，红桩与白桩根根相对；青桩与白桩的距离也不是通常所说的“十里”，而是按陵区四至——东起嘉尔浒沟（今加禾），西至杨家台（羊祭台），南起哈山台（哈尔萨山），北至护山北沟（六道沟岭），排列成方框形，周长九十余里，与陵宫最近点为十余里，最远点二十余里。

        界桩的规格，《大清会典》统一规定是每根“长一丈，径一尺”。但档案记载，清永陵界桩实高九尺，径八寸。其埋设方法也有具体规定：为防止木桩受潮腐烂，事先要在每个桩坑里填加“松灰三两”，还要在每根木桩的根部涂上半斤桐油。木桩上半部各涂水胶二两，水胶之上罩以朱漆，防止颜色脱落，每根界桩需花费白银—两。不过，即使采取这些保护措施，界桩也很难持久，所以又规定每八年更换一次。

        乾隆四十三年设置青桩同时，又在嘉禾浒沟、杨家台、哈山台、护山北岭等“适中要路”各设“界牌”一座。其式样据成于乾隆年间的《永陵图》所绘：好似一座单间牌楼，而档案记载却与此不同，它只是一面高八尺、宽一尺有余的木板，牌面涂以朱红之色，上面写着禁地规则和警告之语。清朝末年这些界桩、界牌已腐朽无存。

        信钟：是报警器，以铁铸成，重约五百斤，康熙六十年（1721年）由盛京工部承造。此钟设于陵宫西部，冰窖以北。设有钟亭，仅以木架悬挂。据《永陵图》所绘，木架以圆木支搭，左右两侧为三角支架，正中架一横木，铁钟挂于横梁正中。又据档案记载，“木架长一丈二尺，径八寸，横梁一根长一丈四尺，径八寸，立柱两根（各）长一丈三尺，径六寸，两边岔木四根”。木架涂以黑色，古人相信“阴阳五行，五行生克”，黑色在五行中代表水，寓意“以水克火”。此钟主要用于防火传报火警。信钟由盛京工部设置，如有损坏亦由其修理。如光绪二十九年（1903年），钟架两岔木四根全行糟朽，信钟坠落地下，永陵掌关防衙门转行盛京工部更换木架。因时局动荡，官府无暇顾及。直到民国初年陵地丈放出租，清丈人员发现这只被丢弃一旁的“废钟”，认为这是前朝故物，有保存价值，建议地方当局将其移入陵内保存。地方官署接受了这一建议。今清永陵东红门外悬挂有几口古钟，其中可能有这件重要历史遗物，待考证。
☝ 清永陵信钟

        觉罗白秀、觉罗西屯祖墓

        宝城之外还有一批觉罗陪葬墓。因年已久远，典籍失载，墓主具体为何人已无法确知。如《江岗志略》载：“永陵朱墙东有二墓，南有一墓，至今犹存”；《兴京县志》载：“古冢二，在永陵东墙外，事迹无考”；20世纪三四十年代日本学者所编《抚顺史话》称，永陵宝城背后、启运山下有大小无数坟墓，均不知所葬何人。《永陵图》明确标注，永陵有三座觉罗陪葬墓，一座在宝城西北，名为“将军觉罗白秀祖坟”，一座在宝城东北，名为“原任副总管西屯祖坟”，一座在宝城正西，名为“不知名氏觉罗坟五座”。

        将军觉罗白秀，又称“伯秀”。考《爱新觉罗宗谱》戊册记载：“伯秀，康熙三十年（1691年）六月初十日戌时继（福晋）伊拉里氏参领苏纳海之女生。康熙五十年挑八品职衔拜唐阿，雍正元年授主事，四月授员外郎，九年二月授监察御史，十二年五月授内阁学士，十月授工部侍郎，十—月授厢蓝旗汉军副都统，仍兼工部侍郎，本刀调兵部侍郎，十二月兼管满洲镶蓝旗副都统，十三年正月署理盛京将军事务”。乾隆三年卒，年四十八。觉罗伯秀父名“三宝”，官居内阁学士、侍郎等职；祖父“万宝”，曾祖“卓尔会”，世职为三等轻车都尉，俱为兴祖福满长子觉罗德世库后裔。从兴祖福满至觉罗伯秀之世系简列如下：兴祖福满——德世库——素赫臣——祜兴阿——卓尔会——万宝——三宝——伯秀兴祖福满有六子，德世库为长子，次子刘阐，三子索长阿，四子觉昌安，五子色郎阿，六子宝实。史称六子“宁古塔贝勒”，各筑城分居，长子德世库居觉尔察城（清永陵东南约四华里，今遗址尚有遗迹可寻），觉罗伯秀祖墓即为觉罗德世库之墓。

☝ 爱新觉罗宗谱

        另外，根据陵园东西两侧非常有序地分布着觉罗索长阿、觉罗德世库陪葬墓推测，陵园正西不知官爵名氏觉罗祖墓，主墓是其他几位“宁古塔贝勒”，他们同是兴祖福满之后裔。这些陪葬墓在顺治年间增扩清永陵时，又按布局做了整理。清代火葬制度至康熙年间渐被禁止，而在偏远的兴京地区被禁还要晚，清永陵的保护范围在顺治、康熙之际还很小，这些都是为什么清永陵周围除觉罗陪葬墓之外还有大量火葬墓的原因，当然这些火葬墓也肯定是“宁古塔贝勒”的后人。

        清朝进关统一中原，宁古塔贝勒子子孙孙世代官居显著，他们未忘记远在“龙兴之地”的列祖列宗，只是山高水长路途遥远不能亲来祭飨。康熙皇帝明察秋毫，为了却王公贵胄们的心愿，他在筹划东巡盛京时对他们说，东巡盛京可以使你们有机会祭祀自己的祖宗。皇帝一言既出遂为定制，从此，每次皇帝前来兴京谒陵，无不派随驾觉罗大臣往祭。

        兴京城，原名叫“赫图阿拉”(系满语，汉意：横岗)，是太祖努尔哈赤建国称“汗”的都城，是大清最早的“国都”。此城始建于明嘉靖兴祖福满时期。万历三十一年迁都于此，重新做了改建，有内外两重城，内城周围五里，东、南、北三面各有城门，外城周围九里。有“尊号台（金銮殿）”、“八旗衙门”、“关帝庙”、“驸马府”、“堂子”、“仓廒”等清初遗迹。天聪八年(1634年)定城名曰“兴京”。

☝ 赫图阿拉城地图

☝ 八十年代的赫图阿拉城

☝ 赫图阿拉城汗宫大衙门遗址发掘

☝ 赫图阿拉城

☝ 赫图阿拉城

☝ 赫图阿拉城

        皇帝到达此处后首先至“御座房”更衣，然后入庙拈香，乞神灵护佑祖宗发祥地平安，还要向神庙捐施香资银两。行礼拈香后，前往兴京城阅视，瞻仰先祖开创旧迹，缅怀祖宗功德。之后，再去夏园关帝庙上香行礼，而后启銮前往盛京，祭祀福陵、昭陵。皇寺，在兴京城东二里，有显佑宫、地藏寺两座寺庙，系太祖努尔哈赤在建国前一年创建。

☝ 赫图阿拉城远眺

☝ 赫图阿拉城北门

☝ 赫图阿拉城之土城外墙

☝ 赫图阿拉城外城西门址

☝ 赫图阿拉城内城西北门址

☝ 赫图阿拉城布局

☝ 赫图阿拉城汗王殿遗址内城壁

☝ 赫图阿拉城汗王殿遗址俯瞰

☝ 赫图阿拉城（摄影：于善浦）

☝ 赫图阿拉城老榆树

☝ 赫图阿拉城皇寺
☝ 赫图阿拉城关帝庙   

☝ 赫图阿拉城显佑宫

☝ 赫图阿拉城地藏寺

☝ 赫图阿拉城汗王宫（摄影：于善浦）

☝ 赫图阿拉城汗王寝宫（摄影：于善浦）

☝ 赫图阿拉城汗王寝宫（摄影：于善浦）

☝ 赫图阿拉城汗王井（摄影：于善浦）

☝ 赫图阿拉城正白旗衙门（摄影：于善浦）

☝ 努尔哈赤出生地（摄影：于善浦）

☝ 努尔哈赤出生地（摄影：于善浦）

☝ 努尔哈赤出生地（摄影：于善浦）

☝ 赫图阿拉城

☝ 赫图阿拉城

        夏园行宫，位于陵宫以西约七华里夏园村，是皇帝东巡祭祀永陵的驻跸之所。这里背依龙岗山，前临苏子河，高耸云天的烟囱山为其天然屏障，碧水青山，阡陌相间，“奇峰插汉，蔚然深秀”。行宫共有建筑九九八十一间，宫院重叠，殿宇错落，是境内除永陵之外规模最大的一组皇家建筑群。

        行宫建筑布局大约为东、中、西三路，主体建筑集中在正中一路。 

        中路前后有四重宫院：

        第一重，主体建筑名“福绥堂”，共五间，是皇帝驻跸期间处理朝政之殿。殿两侧有“配”，各三间，殿前为“宫门”三间，宫门内有“垂化门”一间，宫门外东、西两侧各有“朝房”五间。

        第二重，宫院主体建筑名“宣顺斋”，是皇帝的寝宫，亦为五间。院内正中为御路，与福绥堂明间相连，两侧有“抄手游廊”。

        第三重，主体建筑名“照殿”，又名七间殿，为随驾后妃起居之所。

        第四重，为“御花园”，嘉庆皇帝东巡时曾有旨，要求将照殿明间（正中一间）改为“穿堂”，以便在后园“支打帐房”，在后园游乐和宴筵。

        东路主要建筑是“前阿哥所”和“后阿哥所”，是供随驾皇子起居、读书之所，阿哥所可能是东厢房，每座三间，各有独立的院落。

        西路可能有“九间房”，“顺山房”以及“茶膳房”等建筑。
☝ 夏园行宫

☝ 夏园行宫

        宫殿房间总数“八十一间”取义于“九九归一”，万方一统，皇权至髙无上。这个数目在其他行宫也被广泛使用。在建筑形制上行宫使用了级别较低的硬山式小木架卷棚式屋顶。建筑材料全部用青砖布瓦，青瓦不饰琉璃；梁彷房柱及门窗不饰不绘，一律涂以大漆。显得简朴无华。

        关于夏园行宫的始建时间，史书有多种记载，如，《兴京县志》称其“始建于清初”；《东北名胜古迹轶闻》则进一步说：“相传为清太祖龙骧时所建，后改为驻跸宫”；也有的学者认为建于康熙三十七年（1698年），当年圣祖东巡曾驻跸于此等说法。兴京是清太祖开国”发祥“地，当地父老出于对他的崇敬，把许多故事的起源都归结到他的头上。其实这也是中华民族的传统心态。夏园行宫创建于清初的“传说”也源于此，这一点很容易理解。至于康熙之说，《清圣祖实录》有明确记载，康熙三十七年九月圣祖祭祀永陵，其驻跸地为“永陵西”。其实，不仅康雍时期不见这座行宫，就是乾隆皇帝前三次东巡，夏园行宫也尚无踪影。例如，乾隆八年(1743年）弘历皇帝首次前来兴京祭祖，其大营设在“五谷村”（又“乌古尼鲁村”），十九年第二次祭清永陵驻弹地是“额勒赫大营”（又作“额勒赫和洛”），第三次的驻跸所在为“夏园大营”。所谓“大营”为皇帝出行时在野外临时搭建的营帐，营帐外面用黄布围起“黄布城”，黄布城外还有白布城。均为禁地。夏园大营即在夏园附近建立的营帐，但并非行宫。“五谷村”或“额勒赫”很可能是“夏园”的原称。夏园行宫的首次出现是乾隆四十八年（1783年），弘历第四次东巡，并正式启用这座离宫，因而免除风餐露宿的劳苦。弘历皇帝在御制诗《题福绥堂》专门讲了行宫建造原委。其诗如下：

《题福绥堂》

预禁行宫构，无如侄行诚。

于斯应信宿，取便在晨明。

朴素身安追，柄迟心洁清。

福綏胥祖德，万祀此兴京。

        道光九年（1829年）皇帝旻宁最后一次驻跸夏园行宫。从此因国力日衰，废除东巡之制，对夏园行宫也“停止岁修”至咸丰七年（1857年）行宫部分建筑出现倾斜，兴京城守尉额图珲、果勒明阿二人主动向盛京将军提出，愿意个人捐资抢救这些危房，盛京将军庆祺将此政绩上奏，咸丰“龙颜大悦”，传旨说待“工竣”之时，对二人给予“奖叙”。但是，此后连续的天灾人祸，最终未能使其保全。

        光绪十四年（1888年）苏子河洪水泛滥，将行宫前半部的东、西朝房、宫门、垂化门等全部冲毁，昔日皇帝临朝的深宫福绥堂完全袒露；光绪二十六年（1900年）沙俄侵略军入侵兴京，将夏园行宫作为它的兵营，在此乱拆乱毁，将宫内器具“全部夺走”，将门、窗、梁、柱拆取殆尽。而且在退走之前又放了一把火，将部分建筑烧毁。民国初年地方村首将残存的木料、砖瓦拆除、变价，价款上交永陵作为公费。如今，夏园行宫遗址已被辟为耕田，只有当地政府立的一块遗址说明牌才能唤起对远去历史的追忆。

☝ 夏园行宫现在耕地

        另外，夏园行宫以东还有一座关帝庙，据说是行宫的“镇庙”，也属于行宫的一部分。此庙有大殿三间，东、西配殿各三间，前有山门三间、东门一间，四周绕以砖墙，供奉“关帝圣君”。关帝即三国时期的关羽关云长，以忠义著称，。如，明朝万历皇帝追赠他为“协天护国忠义将”、“三界伏魔大帝神威远镇天尊关圣帝君”，清代皇帝也为他加封。皇帝东巡祭祖礼成，要首先至关帝庙朝拜后，方得入夏园行宫。今此庙与行宫同样不存。

        “萨尔浒山之战书事”碑亭，始建于清乾隆四十一年（1776年），当年爱新觉罗东巡至此，遥望萨尔浒古战场，倍感先祖基业宏雄，创业之艰辛，遂树碑建亭，并亲书碑文以表对其祖创大清伟业之功德，碑亭内石碑用两种文字刻写其上，正面用汉字，背面用满文，汉文楷书端正，共3442字。嘉庆十年（1850年），爱新觉罗·颙琰巡谒“萨尔浒山之战书事”碑，又于碑左亲书130字碑文，再颂其祖业功绩。

☝ “萨尔浒之战事书碑”碑亭

        翻开历史，1619年4月14日，明朝十几万大军（号称四十七万），分四路直奔后金都城——赫图阿拉（新宾老城）袭来，揭开了萨尔浒大战的序幕。面对明军的入侵，努尔哈赤闻讯后并未惊慌失措，他采取集中优势兵力，用自己仅有的6.6万八旗人马，全歼入侵之敌。首先，努尔哈赤在辨明这支队伍的主攻方向后，抓住明军兵力分散，休养生息不急攻冒进的弱点，采取了“凭你几路来，我只一路去”的战略战术，主动出击应战；其次，努尔哈赤亲自率兵打仗，攻击明军的主力——西路杜松的人马。杜松是镇守山海关的总兵，这次率三万兵马远征抚顺城，在萨尔浒山安营扎寨后，先率领一万多人马去打界藩城，最后再一举夺取后金都城——赫图阿拉，擒拿努尔哈赤。令他万万没有想到的是，努尔哈赤抢先率兵包围了它的大本营，并向山上发起主攻，尽管明军有炮火封路，凭山据守，英勇善战的满军还是冒着明军的炮火攻了上来，歼灭了守营的主力后，返回围歼杜松带出去的一万多兵马，最后将其全部消灭。此次战斗奠定了萨尔浒大战的胜利。努尔哈赤仅五天光时间，就歼灭明军将领310多人，士兵4.5万人，战马2.8万匹。，奠定清王朝的国基，起到了至关重要地作用。

        萨尔浒山，建有努尔哈赤的第三个都城——萨尔浒城。明万历十一年（1583年）前，建州浑河部的女贞人在这里筑起山寨，后逐步发展为城。据史籍上载，萨尔浒城分内外两城，内城周围三里，南与东各一门，外城周围七里，东西南北各一门，已有皇城的雏形。站在城内看，城墙只有三、四米高，站在城墙往外看，却如临万丈深渊。努尔哈赤在此曾出兵攻克沈阳，横扫辽西。今天走进这里，虽然不见当年的都城、城堞、炮楼，更无了城楼的飞檐斗拱，在旧城遗址上只能看出一个依山而建，大体上似城墙的轮廓。努尔哈赤大战的萨尔浒城已成为历史，成为许多后人早已忘记的一座古城，人们只能从历史上、从努尔哈赤大战萨尔浒的史书上唤起回忆。

        萨尔浒是抚顺历史上的古战场，地处烟波浩淼的抚顺大伙房水库东南隅。想当年一代豪杰努尔哈赤大战萨尔浒，在这里打败了号称四十七万精兵的明军，写下了以少胜多横扫千军的辉煌胜利。清太祖努尔哈赤率八旗人马，在这里大破进犯的明军，使萨尔浒一夜成名、家喻户晓。如今硝烟散尽的古战场，已被抚顺建设成为著名的“萨尔浒风景区”。

☝ 六祖城位置图

        马尔墩关碑：《兴京县志》载：头道关，即雅尔哈关，在青龙山（今称马尔墩岭，满语意为又高又险的山）东，县西八十里。雅尔哈关满语意为雕关，。在1583年，努尔哈赤起兵统一建州女真的战斗中，进攻山上的马尔墩寨，。当年的边关建筑遗址犹存。

☝ 建州三关，马尔墩关碑☝ 建州三关，雅尔哈关

☝ 建州三关，札喀关

☝ 建州三关，玳珉关

        高尔山城，在辽宁抚顺市区北部的高尔山上，高尔山的东、西、北三面皆为的山岭。抚西河由北至南保山城东侧汇入南二公里的浑河高尔山南0.5公里是抚顺城（老抚顺）。西南距将军堡二公里。由抚顺至铁岭的公路从山城中南北穿过。山城居离临下扼浑河北岸的交通要道，地理位置十分重要。

☝ 高尔山城南门俯瞰
        当年，建州女真赴京朝贡或马市商旅从抚顺城路过引颈北顾之际，见一脉山峦槐树笼荫。于是，他们便以渔猎山地民族直观表现大自然风物的传统习惯，把这座青山叫成“高尔”，高尔山满语意为“长满槐树的山”。建州女真人在他们之前，高尔山是一座风雨千年的古城。

        李甸甫先生依据《三国史记·高句丽本纪·太祖大王》“三年春三月，筑辽西十城，以备汉兵”的记载，认定此时“抚顺高尔山一带已属高句丽之辖境”，推测高尔山城的始筑年代应该在高句丽太祖大王时期，相当于东汉光武帝建武二十九年至桓帝延熹八年。

☝ 高尔山城东门南壁

        高尔山古塔是历史的见证，该塔始建于公元1088年，经过近千载的风雨残烛，高尔山古塔却雄姿屹然，独领风骚，该塔是抚顺地区现存最早的古塔，塔高14.10米，直径为6.8米，全塔呈八角形，为八角九级密檐式结构，古塔造型古朴，布局严谨，充分体现了中国古代工匠的聪颖才智和高超技艺，在古塔不远的半山腰处有一古刹名曰“观音阁”，古刹横穿半山腰与山岭之塔相映成画。

☝ 高尔山西侧辽塔

        高尔山上原有两座古塔，并立于山城南壁东西两翼的山岗上，属于城内辽代贵德州寺庙的附属建筑物。东塔已经倾斜，惟西塔撑起一片天地。寺名、塔名今已湮失千载，我们只好把幸存孤塔名作高尔山塔。
☝ 高尔山城东塔塔基

☝ 佛阿拉城内“汗王殿”遗址

☝ 佛阿拉城

        明万历二十三年 (1595年)，努尔哈赤在这里被明政府封为“龙虎将军”。旧老城中的汗王殿等遗址还可以看到。“佛阿拉”为满语，“佛”汉译是陈旧的意思，“阿拉”是低矮或平顶的山岗，佛阿拉城即旧城。1621年，后金迁都辽阳，筑东京城。与东京城对称，赫图阿拉城称为老城，而佛阿拉城为旧老城。

        清永陵建筑布局和规模自康熙十六年基本定型，此后主要是维护性修缮。以下是康熙十六年之后的主要维修记录：

        康熙五十四年：重修启运殿；

        雍正八年：建茶膳房五间，与大班房对称；

        乾隆元年：遣平郡王修永陵、福陵、昭陵。翌年十月竣工；

        乾隆十七年：重修启运门及鹿角木；

        乾隆二十二年：重修祝版房、果房、省牲厅、齐班房；

        乾隆二十六年：重修碑亭及配殿；

        乾隆三十四年：重修碑亭、果楼；

        乾隆三十八年：重修东、西配殿、膳房、果房；

        乾隆三十九年：重修启运殿；

        乾隆四十三年：重修东、西配殿。启运门、正红门、茶膳房、果房、饽饽房及红墙；

        乾隆四十四年：重修碑亭、果楼；

        乾隆四十六年：重修启运殿；

        乾隆四十七年：重修启运门，东、西配殿；

        乾隆四十八年：重修启运殿，补大脊宝匣；

        乾隆五十二年：重修启运门、红门、果楼；

        嘉庆五年：重修启运殿；

        嘉庆八年：重修碑亭二座。修三陵鹿角木，共用银九千余两；

        嘉庆九年：重修启运殿、果房、东西红门、启运门、配殿、正红门、碑亭。大班房拆盖，垂化门、墙垣、门楼、月台、甬道修缮；

        嘉庆十年：重修配殿；

        嘉庆十五年：启运殿、东配殿、果、膳、茶、厨四房、大班房、省牲亭、前三门、果楼、东西下马碑等处因洪水浸害受损报修；

        嘉庆十七年：重修启运殿，七月初五合龙；

        道光三年：重修鹿角木；

        道光四年：议修东西甬道、宝城红墙外散水；

        道光五年：议修启运殿，十二月二十六日移神牌入东、西配殿；

        道光九年：更换启运殿西间大梁；

        道光十四年：修启运门正脊，东、西配殿；

        道光二十二年，重修果楼、大班房、茶厨房；

        咸丰九年：重修启运殿；

        同治二年：重修宝顶、神树架木；

        同治七年：重修大班房；

        光绪三年：重修东、西配殿；

        光绪九年：择吉兴修永陵；

        光绪十一年：重修省牲厅；

        光绪十五年：重修启运殿；

        光绪三十三年：重修宝顶；

        光绪三十四年：重修西配殿、果楼；

        民国二年（1913年）清永陵已有许多建筑处于岌岌可危状态，如，启运门、前宫门、碑亭、东西配殿、焚帛亭、四配房等等，都处于“檐脊瓦片脱落，墙壁柱角浸润率皆槽朽”，关防官祥龄惊呼，已经到了“无法保护”的状态了。然而“工程浩大，巨款难筹”。在万般无奈情况下，想出”招佃收租“的办法，以解燃眉。他们将“石人讲”、“卖马集”等处供应陵寝烧柴、烧炭用的“柴炭官山”大量出租。按土地优劣分为三等：上等好地，一日（约合六亩）年租金大洋三元，中等地二元，下等地一元。一次预收三年租金，每大洋一元加收二成做为“经费”，愿租者交钱发给“认佃”执照，而且打破旗、民界限。都可认租。每户认租的土地不许超过四十日（合二百四十亩）。地很快就被全部认租了。这笔巨款是否被用到解决永陵可危的建筑已不得而知。不过。据后来了解内情的日本人说，“因经费不足而（工程）终止”。

        伪期间，由于清永陵是傀儡皇帝溥仪家的祖陵，在此设置祭祀员、管理员保护。出资修缮了几处建筑，又将陵前南北甬路扩宽，以通汽车，在陵两侧红墙外栽植落叶松。

        解放后，人民政府多次拨出巨款进行全面修整，该拆修者拆修，凡倾斜者扶正，梁、柱等木架凡有槽旧者皆更换，更换全部顶瓦，重新油饰彩画，凡已倒塌之原有建筑几乎全部复原，旧貌换新颜。

        在尽可能全面记叙清永陵古今历史时，我们不可遗漏永陵历史遗物，下文略说：

        道光皇帝衮服

        “衮服”是皇帝祭祖、祭天时穿用的礼服，面为石青色，圆领，对襟，左右襟及前胸、后背用五彩金线绣有五爪龙，及日、月、万寿纹、云纹等图案共四团，左肩绣月。永陵这件衮服是道光九年旻宁祭祀清永陵礼成之际所留，因为他预感到，他的第一次祭祖，也将是最后一次，所以留下御用祭服，替代他向祖宗表示孝心。原来，道光当政之际，国运衰微，内政外交面临困难，他已无力顾及东巡礼仪。道光此举也是效法其祖父乾隆皇帝的“祖制”。乾隆四十八年，弘历第四次东巡祭祀祖陵，此时他年事已高，且东巡次数不得超过其祖父康熙等原因，决定不再亲至盛京祭祖。所以他在祭祀礼毕，留下二件龙袍，一件曰“石青缎小毛羊皮褂”，一件“缂丝龙袍”，分别供奉在福陵、昭陵的隆恩殿里，每逢大祭日，将龙袍请出挂在隆恩殿一侧，以示乾隆皇帝亲至祭祀典礼。道光皇帝这件御用“龙衮服”每当大祭时要供在启运殿一侧。光绪二十六年沙俄入侵永陵时，此袍被俄军践踏，险些丢失。现在福陵、昭陵两件乾隆皇帝龙袍早已不明去向，因此永陵这件道光衮服显得尤其可贵。

        水晶顶朝帽

        朝帽是品官戴用的官帽，分冬朝冠、夏朝冠两种。永陵这件朝帽属夏朝冠。帽用“玉草”（德勒苏）编织，内有衬里，顶上覆以朱纬（即红色丝绳）为装饰。帽顶正中有一个镂花铜鎏金座，托内嵌以六角锥体水晶顶，是品级高低的标帜。清代定制，一品官用红宝石顶。二品官用珊瑚顶；三品官用蓝宝石顶；四品官用青金石顶；五品官用水晶石顶。永陵所存朝冠即为五品官顶戴，是为副掌关防官官帽。

        明黄缎金丝绣云龙纹锦被

        启运殿内四座大暖阁是供奉肇兴景显四祖神牌之处，每座暖阁内的宝床上均铺有被、褥及枕头等，“以奉神御”，“事死如事生”。这件明黄缎金丝绣云龙纹锦被是暖阁内陈设祭物之一，关于此物的年代，有人认为是康熙朝以前的文物。那么此物当有三百多年的历史了。不过陵寝使用的丝织品常年露陈在外，虫蛀潮湿且有紫外线侵蚀，保存这么长时间不太可能。道光十九年(1839年)盛京三陵街门曾向总管内务府提出，请求更换启运殿被褥枕头，着苏州织造处按照原来的花样、尺寸、数目织办。根据这一记载，这床棉被很可能是道光年间制品。

        景泰蓝五供

        清永陵现存乾隆款和道光款掐丝珐琅五供四套，每套由炉一，香筒二，瓶二组成，是肇兴景显四祖四后前的供器。

        乾隆年以前，启运殿内供奉的是铜制五供四套。大约在乾隆十二年(1747年)，乾隆皇帝弘历为增华祖陵祭祀，特意制造豪华的珐琅五供取代铜五供。历史档案记载，这一年，由京师总管内务府造办处送来珐琅五供六份，其中永陵四份，福陵、昭陵各一份。另附“随香靠”每份五件，“苓芝花”六份。苓芝花又称“万年松花”，插在花瓶之内。道光初年，四份五供局部发生损坏于道光四年(1824年)重新补造。

        珐琅又称“景泰蓝”，是明朝景泰年间出现的一种工艺品类，它是在铜胎器物之外，装饰一层五彩，并做成五彩图面和花纹，使器物显得色彩艳丽、雍荣华贵，这种工艺比起单调的铜器要豪华、富丽得多，所以，在明清时期，珐琅器深得皇家的垂青，其器物广泛使用于陵寝、庙宇、殿堂之上。

        乾隆十二年与五供同时由京送来的还有楠木香几四套二十件，用来供陈五供。香几为楠木胎，圆形，弓腿，上涂黑漆描金。

        铜手炉

        永陵现存二件铜手炉，一件为方形一件为圆形。上部均有提梁，炉盖上有镂空花纹。该炉是装木炭用于冬季取暖的用具。

        高足盖碗

        碗高23厘米，口径15.8厘米，足径4厘米，碗盖上有鸡形纽。碗及碗盖均有抹红龙云、火焰等纹饰。

        仪刀

        长1.27米，重3.55公斤，为守陵官员使用的配刀。清代定制：官兵均随身带有配刀。

        另外，从历史档案中还发现几件永陵文物的流失线索。

        其一，典守“永陵铜印”。。民国十八年(1929年)东三省博物馆成立后，。此印大约是总管衙门或掌关防衙门大印，1922年民国十一年(1922年)清永陵总管衙门、掌关防衙门相继撤销，关防大印被吊销、废制。

        其二，清永陵铜五供四份二十件，计香炉四只，烛台四对，花筒四对，上插“万年松花四对”。这些五供原在启运殿供奉，乾隆十二年(1747年)被珐琅五供替换，移送盛京内务府大库收藏。民国年间内务府清册仍记载这些五供的存在。

名誉会长：于善浦（原清东陵副主任）

会        长：李明富
学术顾问：王志杰（茂陵博物馆馆长）
运营总监：郑慧艳
责任编辑：杨明、王平、王勘
清朝编辑：秦飞、陈赫、刘德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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