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雍正时期的珐琅彩瓷器
雍正时期，雍正皇帝对珐琅彩瓷器的烧造给予了更多关心，并提出颇为严格的要求。雍正元年（1723年），随着宫廷造办处人员的扩充，以及在雍正帝最信赖的怡亲王（雍正帝的十三弟允祥）的主持下，珐琅彩瓷器的制作在造办处珐琅作积极展开。但从清代档案记载看，雍正六年以前珐琅彩瓷器的生产进展缓慢，雍正帝对此也不甚满意。究其原因，可能是因珐琅彩料需依赖从西洋进口、数量有限、必须谨慎使用、不得有误损所致。如清雍正《广东通志》（卷五十八）记载：“西洋国，地最大⋯⋯雍正四年五月复遣使进贡⋯⋯各色法琅料十四块⋯⋯”（见清·郝玉麟等监修、鲁曾煜等纂《广东通志》，辑入《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562至56 4册，台湾商务印书馆发行，1984年）。又如造办处档案记载：“雍正二年二月初四日，怡亲王交填白托（脱）胎磁酒杯五件，内二件有暗龙。奉旨：此杯烧珐琅。钦此。于二月二十三日烧破二件，总管太监启知怡亲王。奉王谕：其余三件尔等小心烧造。遵此。于五月十八日做得白磁画珐琅酒杯三件，怡亲王呈进。”（见《雍正二年各作成做活计清档》“珐琅作”）
从雍正皇帝的贵戚重臣年羹尧的奏折中，也可了解此时珐琅彩瓷器的烧造情况。如“雍正二年二月初九日，由驿斋到御赐新制珐琅管双眼翎二支，单眼翎十支⋯⋯”对这些翎管，年羹尧在二月十二日的谢折里称：“⋯⋯臣伏覩珐琅翎管，制作精致，颜色娇丽，不胜爱羡，谨缮摺恭谢天恩。更恳圣慈，如有新制珐琅物件，赏赐一、二，以满臣之贪念。臣无任悚惶之至。雍正二年二月十二日具。”在年羹尧的折子上，雍正皇帝在“以满臣之贪念”这句话的“贪”字旁朱笔画圈，在折尾空白处朱批曰：“珐琅之物尚无暇精致，将来必造可观。今将现有数件赐你，但你若不用此一‘贪’字，一件也不给你，得此数物，皆此一字之力也。”其中“珐琅之物尚无暇精致，将来必造可观”这句话，说明雍正皇帝对珐琅彩瓷器的发展充满信心。
年羹尧在得到这次赏赐之后，于这年的二月三十日、三月初三日、四月十一日、四月二十二日，又接二连三地被赏赐以珐琅彩瓷器。如雍正二年四月二十四日，年氏在呈给雍正皇帝的奏折中说：“（雍正二年）四月二十二日由驿斋到御赐臣仿珐琅茶杯两匣，臣叩头祗领。讫。伏覩此种窑器，颜色清丽、制作精雅，实不让前代之五彩佳品也！岳钟琪于四月十五日领兵进剿番贼，俟其事后回宁，臣当宣旨赏给四个，另行谢恩外，所有感激微忱，谨缮摺恭谢以闻。雍正二年四月二十四日具。”虽然此时雍正皇帝频频用珐琅彩瓷器赏赐重臣，但直到雍正四年，雍正皇帝对珐琅彩瓷器的制作情况并不满意,雍正四年的一份档案就说明了这方面的情况,即：“雍正四年八月十九日，据圆明园来帖内称：郎中海望奉旨：此时烧的珐琅活计粗糙，花纹亦俗，嗣后尔等务必精细成造。钦此。”
雍正六年以后，在雍正皇帝的直接干预下，随着造办处自炼珐琅料的成功，和愈来愈多的宫廷书画家参与珐琅彩瓷器的绘画和写字，珐琅彩瓷器的制作遂取得较快发展。从当时造办处档案记载来看，雍正六年，造办处新炼的珐琅料有月白、白、黄、浅绿、亮青、蓝、松绿、亮绿、黑等九种颜色。新增珐琅料有软白色、香色、淡松黄色、藕荷色、浅绿色、酱色、深葡萄色、青铜色、松黄色等，共九样。造办处自炼珐琅料的成功，不仅摆脱了珐琅彩瓷器生产因需依靠进口彩料而可能产生的捉襟见肘的窘态，而且新增加的彩色品种亦可使画工在表现物像时更加得心应手。据造办处档案记载，当时宋七格负责炼料全部工作，邓八格是具体操作者，胡大友负责吹釉，吴书是技术人员。另外，怡亲王允祥、郎中海望、员外郎沈和唐英等主要负责管理工作。其中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唐英，据档案记载，雍正六年正月初九日，内务府造办处召募各作匠艺人十三名，由员外郎沈、唐英启怡亲王，发给每人每月二两银。
即：“雍正六年正月初九日应招募匠役人十三名。内务员外郎沈崳、唐英启怡亲王：拟定每月所食钱粮银一两，再月米折银一两，每月每人共给银二两，用造办处银两发给。怡亲王谕：准行。”接着“雍正六年二月二十二日，柏唐阿宋七格等奉怡亲王谕：着试烧炼珐琅料。于本日员外郎沈、唐英说：‘此系怡亲王着试烧珐琅料所用钱粮物料，另记一档，以待试炼完时，再行启明入档。记此。’本日遂交柏唐阿宋七格。讫。”
雍正六年七月，唐英曾为画珐琅人林朝楷因病不能工作一事启奏怡亲王，即：“雍正六年七月十一日，员外郎唐英启称：怡亲王为郎士（世）宁徒弟林朝楷身有劳病，递过呈子数次，求祈回广调养，俟病好时，再来京当差。今病渐至沉重，不能行走当差等语。奉王谕：着他回去罢。遵此。”到了雍正六年八月，唐英便被派往景德镇御窑厂佐理陶务。由于唐英供职内务府多年，在珐琅彩瓷器的烧造方面有着丰富的经验，对雍正皇帝的审美趣味和宫中制作珐琅彩瓷器需要什么样的白瓷胎亦了如指掌，因此，他到景德镇后，向宫廷造办处提供了大量供制作珐琅彩瓷器需要的白瓷胎。
从造办处档案记载看，雍正三年至五年，画珐琅人有宋三吉，是景德镇画瓷器的工匠。如《雍正三年各作成做活计清档》“记事录”记载：“雍正三年九月十三日员外郎海望启怡亲王：八月内做磁器匠人俱送回江西，惟画磁器人宋三吉情愿在里边效力当差，我等着他在珐琅处画珐琅活计，试手艺，甚好。奉王谕：尔等即着宋三吉在珐琅处行走，以后我得闲之时，将宋三吉代（带）来见我，为其果然手艺精工、行走谨慎，不独此处给他钱粮食用，并行文该地方官给他养家银两。谨此。再启：镶嵌匠周有德每年吃钱粮银七十八两，现已身故。今有伊弟周有忠情愿替伊兄当差效力。王谕：甚好！即着周有忠替周有德当差，若手艺好再加赏钱粮。遵此。”
还有张琦、邝丽南，是广东画铜胎珐琅器的工匠。而从雍正六年开始，即有贺金昆、戴恒、邹文玉、汤振基、谭荣等一批画院画家参与珐琅彩瓷器的绘画工作，其中画得好的曾多次得到雍正皇帝的赏赐。
如：“雍正六年二月二十七日，郎中海望奉旨：照先做的珐琅画九寿字托碟样再烧造二份，将腰圆形的亦烧造二份。尔等近来烧造珐琅器皿花样粗俗，材料亦不好，再烧造时务要精心细致，其花样着贺金昆画。钦此。”
“雍正七年十月初三日，怡亲王府总管太监张瑞交来年希尧处送来匠人摺一件，内开：画画人汤振基、戴恒、余秀、焦国俞四名⋯⋯细木匠余节公、余均万等二名。共十六名。随籍贯摺一件、食用银两摺一件。祖秉圭处送来匠人摺一件，内开牙匠陈祖章一名、木匠霍五、小梁、罗胡子、陈斋公、林大等五名。传怡亲王谕：着交造办处行走试看。遵此。”
“雍正十年十月二十八日，司库常保首领李久明、萨穆哈奉旨：珐琅画青山水甚好。钦此。于十二月二十八日，柏唐阿邓八格、宋七格来说，内大臣海望谕：邹文玉所画珐琅，数次皇上夸好，应遵旨用本造办处库银赏给十两。遵此。即将银十两赏画珐琅人邹文玉。讫。”
“雍正十一年五月初一日据圆明园来帖内称：司库常保首领太监萨穆哈奉旨：今日进的金錾西洋番花水盂一件、白瓷胎画珐琅青山水酒圆一对，俱做得甚好。钦此。司库常保随奏称：西洋番花水盂系雍和宫随来南錾花匠胡鋐所做，画珐琅青山水酒圆系造办处南方画珐琅人邹文玉所画。此二人技艺甚好，当差亦勤，但伊等家道贫寒，所食钱粮不敷养赡家口之用等语具奏。奉旨：胡鋐、邹文玉所食钱粮既不敷养赡家口之用，尔降旨与海望，应如何加赏钱粮之处，酌量加赏。钦此。”
从造办处档案记载看，雍正皇帝十分欣赏用单一料彩描绘的水墨及蓝色山水两个珐琅彩品种（图6-1、图6-2）。
至于为珐琅彩瓷器书写底款者，从档案记载来看，应是原武英殿修书处的写字人、后调到造办处效力的徐国正。如：“雍正五年八月三十日，据圆明园来帖内称：八月二十二日郎中海望为造办处无写篆字人启称怡亲王：今有写宋字人徐国正会写篆字，人亦老实，欲给徐国正工食食用，令其在造办处效力行走等语。奉王谕：尔等酌量料理。遵此。本日郎中海望、员外郎沈嵛同议得每月给徐国正工食银五两。记此。”
而雍正珐琅彩瓷器上的诗句，多为戴临题写。戴临为武英殿待诏，档案记载雍正皇帝多次降旨，命戴临在珐琅彩瓷器上题写诗句。
如：“雍正九年四月十七日，内务府总管海望持出白磁碗一对。奉旨：着将此碗上多半面画绿竹，少半面着戴临撰字言诗咏题写。地章或本色，或合配绿竹淡红、或何色？酌量配合烧珐琅。记此。于八月十四日画得有诗句红梅花磁碗一对。司库常保呈进。讫。十七日，内务府总管海望持出白磁碗一件。传：着将此碗画梅花，或本色、或红色地章，烧珐琅。记此。于八月十四日画得有诗句绿竹磁碗一件，司库常保呈进讫。十九日内务府总管海望奉上谕：着将有釉无釉白磁器上画久安长治芦雁等花样烧珐琅。钦此。于五月初三日画得久安长治碗一件、飞鸣宿食芦雁碗一件、绿竹漪漪碗一件、梅花木样小酒圆六件、红梅碗一件。内务府总管海望呈览。奉旨：准照样烧珐琅的。钦此。于十二年十二月二十八日做得牡丹花大碗一对、九莲献瑞大碗一对、天竹腊梅大碗一对、红地白梅花大碗一对、绿竹长春大碗一对、杏林春燕大碗一对、节节双喜大碗一对、孔雀饭碗一对、水墨竹子茶碗一对、玉兰花茶碗一对、黄地菊花茶碗一对、长春花大茶圆一对、浅黄蟠桃九熟茶圆一对、深黄六寸盘一对、水墨梅花六寸盘一对、萱花五寸碟一对、寿竹长春四寸碟一对、玉兰花四寸碟一对、绿竹大酒圆一对、梅花喜雀酒圆一对、芦雁酒圆一对、墨竹酒圆一对、八哥酒圆一对、黑地番花大酒圆一对、红龙玉壶春二件。司库常保、首领太监萨木哈呈进。讫。”
“雍正九年四月二十六日内务府总管海望持出无釉白磁碗四件。奉上谕：着将无釉白磁器上做洋漆，半边或画寸龙、或梅花、或竹、或山水，半边着戴临写诗句。钦此。”
值得一提的是乾隆八年唐英奉旨所编《陶冶图编次》（凡二十则）上的文字说明，也是由戴临书写。
唐英到景德镇御窑厂后，除了向造办处提供白瓷以外，还推荐画画人到造办处供职。
如：“雍正七年闰七月初九日，据圆明园来帖内称：本月初八日怡亲王交年希尧送来画珐琅人周岳、吴士琦二名，吹釉、炼珐琅人胡大有一名（并三人籍贯小摺一件），细竹画笔二百枝，土黄料三斤十二两，雪白料三斤四两，大绿一斤，白（自）炼矾红一斤，白（自）炼黑钩料八两（随小摺一件）。郎中海望奉王谕：着将珐琅料收着，有用处用其。周岳等三人着在珐琅作行走。遵此。于本月初十日将年希尧送来画珐琅人三名所食工银一事，郎中海望启怡亲王。奉王谕：暂且着年希尧家养着，俟试准时再定。遵此。”
当时负责淮安关税务的年希尧只是遥领景德镇窑务，这些画画人名义上是年希尧送来的，实际上是由唐英挑选的。唐英本人就是画家，经他挑选的画画人，善画是一方面，更重要的是具备在瓷器上绘画的丰富经验，这些人进入造办处后，经与宫廷画家切磋配合，使珐琅彩瓷器的制作日趋精进。
从传世品看，雍正时期的珐琅彩瓷器除了少数如康熙朝珐琅彩瓷器那样以色地装饰外，大多是在洁白如雪的釉面上直接彩绘。器物造型有瓶（图7-1、图7-2）、碗、盘、碟、盅等，均隽秀典雅，胎体轻薄，有的达到半脱胎的程度。这些白瓷胎除了极个别为清宫收藏的明代永乐白瓷外，绝大多数是由当时景德镇御窑厂特制提供。其中雍正七年一次就提供四百六十件，是历次当中最多的一批，这就是档案记载的：“雍正七年二月十九日，怡亲王交有釉水磁器四百六十件，系年希尧烧造。郎中海望奉王谕：着收着。遵此。于本日将瓷器四百六十件交柏唐阿宋七格。讫。于七年八月十四日烧造得画珐琅磁碗三对、画珐琅磁碟二对、画珐琅酒圆四对，郎中海望呈进。讫。于七年九月初六日烧造得画珐琅碗二对、画珐琅磁盘一对、画珐琅碟二对、画珐琅茶圆二对，郎中海望呈进。讫⋯⋯于十三年十月二十日烧造得画珐琅碗大小六对、盘一对、碟三对、酒圆五对，司库常宝交太监毛团呈进。讫。”
在图案装饰方面，雍正时期的珐琅彩瓷器一改康熙时期珐琅彩瓷器上只绘花卉、有花无鸟的单调局面，大量出现描绘院画风格的花鸟（图8）、花卉、竹石、山水等图案，画面空白处题以书法极精、内容文雅的相应诗句，而且诗文的引首都有一方朱文闲章，句末则有或两方皆朱文、或两方上为白文下为朱文的闲章，致使雍正时期的珐琅彩瓷器真正成为制瓷工艺与诗、书、画、印相结合的艺术珍品。
雍正时期珐琅彩瓷器的外底均署年款，以蓝料彩“雍正年制”四字双行宋錾体印章式款最为多见（图9），款外围以双方框，框线外粗内细，极其规整，很像用刻好的图章戳印而成。也有少数器物署上述同式款，但无边栏。雍正珐琅彩瓷器也有署青花款者，所见有“雍正御制”四字双行外围双方框和“大清雍正年制”六字双行外围双圆圈。青花款只能在施釉前书写在瓷胎上。2002年香港佳士得拍卖一件雍正蓝地珐琅彩花卉纹“万寿长春”浅碗，口径11.7厘米，四字分别题写于外壁四个花朵的中心，外底青花双方栏内署“雍正御制”四字双行款。
雍正珐琅彩瓷器上大都题写五言或七言诗句，一般为两句，也有题写一句者。其内容常与所绘纹饰题材相呼应。如：
画山水题“树接南山近，烟含北渚遥”或“一江绿水浮岚影，两岸青山夹翠涛”。
画燕子，题“玉剪穿花过，霓裳带月归”。
画兰花，题“云深瑶岛开仙迳，春暖芝兰花自香”。
画牡丹，题“嫩蕊包金粉，重葩结绣云”（图10）。
画莲花，题“妆凝朝日丽，香逐晚风多”。
画芙蓉桂花，题“枝生无限月，花满自然秋”。
诗句均为行草书体，笔画流畅，与器形、纹饰相配，相得益彰。
诗句的迎首和末尾，均配以内容文雅的闲章，章之形状或椭圆形、或长方或方形。用料有矾红和胭（未完待续）（责编：雨岚）脂彩两种，矾红印较平滑，颜色接近橙红色，胭脂彩印则有凸起感。绝大多数器物上在诗句迎首钤一印、末尾钤两印，也有少数器物上的诗句迎首无印，而只在句末钤印。使用频率最高的是迎首“佳丽”，句末“金成”、“旭映”。闲章内容与所绘图案亦有关系。清末寂园叟撰《陶雅》曰：“乾隆朝画古月轩彩之金成字彤映者，亦人名耶。有胭脂水小篆印文在。”（此著已辑入《中国陶瓷名著汇编》，中国书店出版，1991年出版）显然，寂园叟将“金成”、“旭映”当成了人名，当属望文生义。
雍正珐琅彩瓷器上所配闲章一览表。（古董古玩鉴定送拍咨询一伍八 伍四二零三六九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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